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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去的几日，虽然没有特别重大的工作，但日常的应付也足够宏市长忙忙碌碌。宏市长忙忙碌碌，也就意味着梁健必须得鞍前马后、东奔西跑、忙个不停了。
18日宏市长出席了全市加快推进残疾人事业发展工作会议，19日参加全市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农民住房改造建设工作汇报会，21日接待了绍新市长吕楚晓率党政代表团来镜州的考察。
23日出席第38期全市领导干部论坛，这本来是党委的事情，但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蔡方明教授是宏市长的老相识了，蔡教授来给领导干部作题为《中国文化软实力》的报告，作为老朋友的宏市长如果不参加，是说不过去的。
宏市长不仅参加了，晚上还陪了酒。由于是大学教授，虽然也是官方的宴请，但与接待中央和省里领导毕竟有些不同，多了些闲聊的气氛，少了些应酬。宏市长知道蔡教授不仅有文化，而且有酒量，不仅有酒量，还会以很多不同常人的新思想、新观点来祝酒。
或许是想给梁健开开眼界的机会，宏市长对梁健说：“晚上你就跟我们一起吃吧，搞搞服务工作。”梁健遵命。
酒过三巡，宏市长就向蔡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：“蔡院长，其实有一个问题，一直困扰着我，今天正好有机会向您请教一下。”蔡教授说：“客气了。宏市长拒问，我们一起探讨。”
宏市长说：“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之中，到底是奢侈好，还是节俭好呢？中央一直三令五申的强调节俭。节俭也一直是我党的优良传统。可我们也看到，有时候‘适度’的‘浪费’却有利于促进消费，拉动就业。我担任市长以来，也比较关心消费问题，发现一个地区有时候大家都有些‘浪费’，花钱多，这个地方就越繁荣，如果缩手缩脚，不敢花钱，来往进出的人也就少，发展也就慢，老百姓的生活也富裕不起来。简单的说吧，我们如果今天是在机关食堂吃饭，不在这家大酒店吃饭，这里的服务员就少了一天就业的机会，对吧？”
蔡院长一直认真的听着，宏市长说完之后，他略作沉吟，笑说：“宏市长啊，怎么说呢？这真是一个巧合，您思考的问题啊，我也在不同时期考虑过。对于“简”和“奢”这个问题的考虑，我们过去一直是从道德的范畴来考虑。比如“简”就比“奢”在道德意义上占据优势，但如果我们不是从道德感上，去考虑这个问题，而是单从经济学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去考虑，很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……”
宏市长颇感兴趣地“哦？”了一声，“蔡院长给我们大家说说，也让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。”
大家知道蔡院长肯定会有的说法，都暂停了把盏言欢，听蔡院长说下去。梁健也对蔡院长的观点很感兴趣，他一边让服务员为大家的茶杯里续茶，一边留神的听着。
蔡院长见大家郑重其事，兴致颇高：“大家应该知道，春秋战国时期，齐国有一位著名的改革家，叫做管仲吧？”大家都说知道。
蔡院长说：“管仲的经济思想中，有一种很奇特的观念，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。这个观点就是鼓励消费。他甚至提倡奢侈。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不能说绝无仅有，至少也是凤毛麟角了。
“在他的专著《管子》中专辟一文《奢靡篇》。提出“俭则伤事”的观点，在他看来，大家都不消费、都节省不花钱了，就会造成商流通的减少，从而妨碍生产盈利的活动，故曰‘伤事’。什么是商，商就是用来消费的。没有消费就没有商。如何才能推动消费？他的答案是，多多消费，甚至可以奢侈地去消费。
“管仲的这种说法，在正统的中国学者看来，有点异端邪说了。即使在今天的我们看来，作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看来，似乎都是难以接受的。数千年来的中国学者，很多也是管仲的信奉者，一遇上他的这个观点，要么视而不见，要么顾左右而言他，要么百般替管仲声辩。直到近世，历史学家郭沫若才给予了合理的解释，他说管仲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，他是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，他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的，为了能够全面就业，他提倡大量消费，甚至主张厚葬。
“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。他倡导奢侈的理由是，‘丹砂之穴不塞，则商贾不处。富者靡之，贫者为之’，就是说，只要不人为地堵塞利源，商贾就会日夜不息地从事运营而不知休息，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消费，贫困的人才有工作可做。他甚至还建议，在煮蛋之前要先加雕刻。这就是管仲关于‘奢侈’的见解。这也是历史上仅见的对奢侈敢于说这些话的政治家！”
市委宣传部一位女副部长，似乎有些不同意这个观点，见蔡院长说完了，说道：“可这会不会是管仲在为自己的奢侈生活开脱呢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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