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安石的性格虽然拗，但绝不是一个莽夫，他对于整个局势还是判断的非常清楚，他不是脑门一热，或者被欧阳修激怒，就要撇开公检法，自己单干。
只是他知道，根据目前朝中的局势来看，继续与公检法合作下去，新政将会变得及及可危，因为革新派内部反对公检法的声音是越来越大，而且财政才是国家的问题所在，这也是赵顼对他最大的期待，文治武功是要花钱的。
相反，撇开公检法，是能够获得地方官员的支持，此时此刻，这效果是要胜于利用公检法治吏。
不过在这其中，他还是有一个小小的误判。
他认为公检法在汴梁和河中府的成功，完全是取决于张斐的个人能力，而不是公检法这一整套制度。
而这个判定，主要是来自于他与张斐有很多密信的来往，他非常清楚公检法为什么能够在河中府立足，可不是什么公正、正义，那只是表面上的，实际上张斐在里面玩了很多手段，从而造成这种假象。
当然，他非常欣赏张斐，认为张斐的才干，确实能够帮助到他的新政，但他并不认为公检法能够给他新政带来多少好处。
如果没有张斐，公检法是不可能成功的，那范纯仁、苏轼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故此，他经过一番考量，认为现在撇开公检法，是利大于弊，他能够借助官员们对于公检法的担心，令他们团结在自己身边，完成改革。
这其实也是他早就想好的，革新派一直在利用这一点去分化保守派，壮大自己的势力，目前取得非常大的成功。
欧阳修这一道奏章，只不过是加速了整个过程。
如果要问，在历史上，谁才是真正的拱火大师，无论你怎么去排，欧阳修绝对是要榜上有名的，否则的话，这榜单的公信力就肯定存在问题。
他总是能够拿着火把，准确的找到导火索，然后在不经意间将导火索点燃，但你却很难说出他是故意的，因为他总是引爆自己人，让敌人站在远处面面相觑。
这就是最妙的地方。
庆历新政时，他一篇朋党论，直接将当时的党争推向高潮，最终令庆历新政夭折，妥妥的猪队友。
可就连范仲淹、富弼都不知该说些什么好。
因为欧阳修说得非常有道理。
其实从那篇朋党论，甚至可以看到，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。
就怕天才讲实话。
而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，欧阳修的一道奏章，犹如一声枪响，使得两法之争，开始在赛道上冲刺。
他也不是故意的，他近年一直都窝在青州，悠闲自在，也没有要回中央的意思，不过他非常不支持青苗法，跟司马光他们一样，他认为青苗法最终会沦为敛财恶法，因为他也知道，王安石的主要目的，就是要为国敛财，为民只是口号。
不过对于公检法，他了解的也不是很多，因为旁边登州的公检法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动静，他就是找个理由阻止青苗法进入青州。
但是他找的这个理由，就直接引爆火药桶。
王安石对他的恨意，是直接超过司马光。
不过富弼心里非常清楚，这事绝对能够激怒王安石，但他本也是想要拱火的，因为他认为公检法是能够弥补新政的缺点，但王安石显然并不这么认为，如果能够早点意识到这个问题，还能够及时调整。
但他也清楚王安石的性格非常拗，要不将这事实摆出来，他不会认同的。
基于河中府的状况，富弼现在是支持新法单飞的，因为他认定新政一定出问题，那就能证明公检法的优秀，因为富弼心里非常清楚，公检法现在遇到的阻碍，渐渐比新政还要大。
即便司马光要推动公检法全面执行，其实也推不动，朝中的反对派，是越来越多，现在朝中的局势非常复杂。
只不过富弼害怕王安石的报复，担心让立法会卷入其中，故此就没有做声。
不曾想赵顼到底还是将这事告知王安石。
虽然在历史上，赵顼是全力支持王安石的，但是张斐的出现，令他多了一个选择，牌桌上也多了一个人，富弼所想，亦是他所想。
正好一法是在陕西西路，一法是在东京东路。
一左一右，一东一西。
二者采纳的执行方式也是南辕北辙，王安石还是采取传统方式，就是依靠官府的行政命令去推动新政。
他特意挑选出两员大将，吕惠卿、章惇作为提举官，前往东京东路推行青苗法。
而在河中府，由于公检法的存在，这行政是受到极大的束缚，官府转变为以商业的方式去操作新政。
当然，这对于宋朝而言，也不是什么稀罕事，如茶、盐、酒，都是官府与民间商人合作，且更偏于商业合作，只不过官府出售的是特权，不是商品。
可是，官府与马家解库铺合作的这个举动，还是令不少人始料未及。
作为乡绅、大地主的代表，梁友义又急忙忙赶去韦府，打探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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