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姥爷最好喝的就是高粱小烧，这酒估计有个六十度，反正闻起来有一股子医院酒精的味道。三姥爷有个朋友，大老杨。将近八十岁了，耳不聋眼不花，走路杠杠的，二胡和小曲哼哼地也不错。他的手艺就是烧酒，三姥爷每次路过城边子，一定要到大老杨那里掫两口。
大老杨已经将烧酒的手艺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小杨，小杨和他爸爸比起来，手艺还可以，做人还差点。这不是我说，是三姥爷说的，他说，“给我喝的酒还可以，那些大缸里的酒一般般啦，估计没少兑水。”我说，“你老可不能恁么说，村里人可是好这口，如果没有水，可能还喝不得劲呢？”
温州庄夫妇从老家徐州领孩子过来看望三姥爷，正巧遇到三姥爷在大老杨这准备喝两杯。他这些年明显胖了不少，最起码将军肚子出来。我说，“老庄，你这是落叶归根啊，一回家就没啥事辛苦，就是造小孩儿啊。”
三姥爷也说，“正好也和大老杨争两杯。”
小茹子不好意思地笑了，“三哥啊，难为情啊，吃你喝你还挣你的钱。当年要是没有你，就没有俺家老庄，他老提起俄罗斯那档子事，惊心动魄。”
三姥爷说，“小茹子说话我爱听，徐州女人懂人情。温州庄你就是装孙子啊。舍得，没有舍哪有得啊？”
温州庄说，“是是，对，三哥。我和小茹子一直都没有好好感谢你，说句心里话，当年在国际列车上跑活的时候，年轻气盛，没想那么多。”
“是啊，那些年好日子刚刚开始，头里有闲钱就想折腾，要不是下岗，我才不去闯远东；不闯远东也不会去俄罗斯做买卖，更不会认识你。”
“三哥，当年火车上，你还真是放我们一马，这些年，我从来没跟您提起过。其实黑三角是我们道上令，谁遇到，不但不能上货，还得给拿货。面子得给足。”
“是啊。我也是万般无奈。”
“三哥，我从来没见过，你老这道行是那个宝地啊。”
三姥爷和大老杨对视了一眼，诹了口。他也不知道这话得从哪头子说起，更不知道应不应该说。当年的东北下岗像潮水，重工业城市想转成轻工业和南方竞争，谈何容易。工厂里男男女女的普通工人散落一地，车钳铆电焊各显其能，啥也不会的就干自行车修车点，开小饭店，还有舞厅歌厅一大堆服务行业。五块钱一把跳个舞，电灯一闭，舞曲一响，小霓虹灯一照，随便摸。舞曲结束，五块钱到手。还有一伙人，头脑更聪明，遁入江湖。
火车站周围有个外号叫黑子的大个子，梳个板寸头，平时吆五喝六。黑子手底下有三伙人，其中一伙子人专门在站前广场、候车室干点小偷小摸。如果车站挤眼了，这伙子就转到另外的一个火车站；如果两个火车站都严打啦，这伙子就转战到旁边的胡同市场，一看到外地人买东西，坑蒙拐骗。
黑子收集的这伙子人都是外地来的盲流子，有个十三四岁的盲流叫小五子，说是从关里来的。究竟啥时候来的，谁也不知道。小五子年纪不大，脑袋瓜子够用，手黑还准，切得货最多，就是不服管。
有一天，小五子在快餐街溜达找货。这伙盲流们三三两两，其中有个大个穿得挺体面，负责在快餐街整条街上物色肉鸡，就是兜里有几个钱露白的人。还有两个小个穿得跟个乞丐一样，负责在旁边打掩护。小五子负责上前切包，然后迅速转给旁边呼应的两个人进行转移。
那天的人特别多，这条街连接火车站，下了火车必经这条快餐街，街道的尽头就是老六路车站。外地的旅客大包小裹地走到这条街去挤公交，街上有几处的档口是卖苏联手表的。用那种带玻璃的木头盒子支起个档口，里面摆满了从各种地方淘弄来的大手表。如果有顾客过来看手表，店老板就会将手表拿到玻璃板子上，讨价还价。
有个老头穿个抿档裤，背个大布褡裢，褡裢口袋冲着胸前。这老头匆匆忙忙，双手护住褡裢往前小跑，估计是要挤上这一路电车。眼瞅着要出街口，电车那边看着他还喊，“快点，快点，终点新乐遗址啊。”
忽然老头在那个买手表的档口，不知道被谁绊了一脚，摔了个狗啃屎。他双手还紧紧地护着那个布褡裢。卖表的小老板正在和一圈人看着表，有的说太贵了，有的说苏联表不值钱。他眼睛尖，看到大个子偷偷伸出去一只脚，他赶紧把装表的玻璃盖子合上，手里握着眼前顾客看着的表。那个顾客还说，“咋还不让看了呢？到底卖不卖。”
那个老板瞅了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，“滚犊子，不卖了。”此时老头正好摔在他的档口前，就在这个瞬间，他顺手将那块不值钱的苏联手表扔到地上。高个子生气地看了一眼，没说话，心里想，我的肉鸡你TM还想吃一口。
高个子赶忙上去扶起老头，“大叔，你看怎么这么急，摔着没？”顺势去捏了捏那个布褡裢，悄悄地给小五子使了个眼色，意思是里面有货。这时候那个老板上前了，指了指地上的苏联手表，“咋地，老头，你这把我的表给撞掉地上了，这表可不便宜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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