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可否认，以前的政策很有效，在很多年里解决了大周朝的棘手问题。如今时过境迁，到了必须改一改的时候。
好在公孙剑前面做好了准备，裁军工作已经基本完成，边关的军兵精筒到以前的半数左右。最要紧的，他们是招募的军人，服役够了可以回家，他们的家人都已经迁到内地。这样一来，相当于边关吃粮食的人只是以前的十之一二，运送粮草的任务不再那么繁重。
去除长途运送粮草硬加进去的成本，300文的售价是不是可以降下来三四成?
杜滨早已计算过，没问题的，而且还不止。
如果大周朝的税率不变，食盐的售价完全可以比宋朝更低，也就是降低到50文以下。
这时候，文震盂等人陆续进来，听到后发出感叹，从300文降到50文以下，这也太夸古了吧？
公孙剑却觉得不夸古，在内地可能会价格稍高，但是在此处，在江南，在山东，因为临近大型盐场，运送食盐的成本很低，如果没有额外增加的部分，食盐价格真的高不了。
公孙剑是经济学专业出身，他知道一个最基本的规律，价值决定价格，价格随价值上下波动。
如果食盐的真实价值在50文以下，那么价格定为300文就是蛮横无理。
这中间存在250文的巨大利润空间，于是就会有人参与其中，私盐的存在合情合理，这与后世药品的昂贵情况类似。
怎么让一种昂贵的药品没人用，那就是强行降低售价，只要把中间的利润空间挤压没了，立即没人推动这种药品的使用，哪怕它效果很好。
食盐也是如此，如果百姓到处都能买到50文的盐，私盐只能比它便宜，私盐贩子就会少。等到没有利润了，私盐贩子就没了，海鳘帮这样的庞然大物将不复存在。
这就是杜滨有信心说服公孙剑的原因，海鲨帮根本不用打，只要食盐的价格降下来，他们就会分崩离析。
公孙剑冲杜滨竖起了大拇指，经济学的知识他无师自通，了不起。
杜滨却说，皇帝是他的老师，凡是在《大周日报》上刊登的那些知识，还有故事，杜滨逐字逐句的认真看，这才有今天这样的思维。
公孙剑很欣慰，他没答应去顺义大学授课，但是在报纸上偶尔分享经济学小故事，还是影响到一些人，比如杜滨。
文震盂提出了不同意见，而且还很尖锐。他认为杜滨是在瞎胡闹，食盐价格降下来，朝廷税赋从哪出？毕竟，这是朝廷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面对内阁成员的质疑，杜滨很自信，言道：“宋代的食盐只卖50文，但盐税的收入占了政府财政的一半。我大周卖300文，吃盐的人比宋代多了一倍，微臣测算了一番，按照宋代的标准，大周朝每年的盐税应该接近1500万两。实际上昵，很多年份甚至不到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。”
按理说，售价是六倍，赋税如果同比例增加六倍，岂不是仅盐税要接近一亿两？
有这么多钱，还需要让商人去边关运送粮食吗？
杜滨用数字说话，摆事实，讲道理。
文震盂听了也无从反驳，不得不承认两淮巡盐使说的有一点道理。今天皇帝请大家都过来，事关国计民生，如果大周的盐政理顺了，不止是解决朝廷税赋不足的问题，还能降低百姓的生活成本。
那么，到底怎么做，才能两全其美昵？
杜滨的奏疏中已经提起，虽然不够清晰明确，总体方向是对的。
文震盂等人是有顾虑的，自去岁皇帝登基，朝堂内外已经发生了很多大事，用“动荡”来形容并不为过，现在的大周朝需要稳定，只要是坚持原状，北面“逼死”女真是迟早的事。
如果皇帝在“盐政”方面有想法，可以再缓一缓，寻找一个合适的契机。
公孙剑显然没耐心，他要在有生之年见到工业大革命，见到火车和轮船，见到大周在海洋上的无坚不摧，见到大周版日不落帝国的建成。
他今天喊各位来不是凑热闹，他要做出重要的决议。
首先，大周边关的粮草供应彻底与食盐脱钩，在前期军改的基础上，军卒数量已经降低到一半左右，军户已经安置到内地，粮草供应的难度已经明显降低，大周朝有足够的财力完成这项工作，就不要和食盐捆绑在一起。
其次，允许民间晾晒食盐，允许士绅开建盐场……
公孙剑的话还没说完，几位大臣脸上露出焦虑的神情。盐税可是国家的根基啊，轻易地放宽限制怎么能行？
公孙剑停顿了一下，对他们说：“郑芝龙的家族通过海上贸易，每年向朝廷进献1200万两银子。相比较之下，盐税只是其中的十之一二，甚至有些年份连人家的零头都没有，还谈什么国家根基啊？”
公孙剑要提升盐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，就不能固守以前的常规，除了官府开办的盐场，允许民间制盐，这将有利于提升食盐的产量和质量，也会客观上通过产能过剩，拉低过高的食盐价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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