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知州张大人府上，苏轼看到了张方平近来读杜子美的诗作，也乘兴和诗一首。
这是一首二十韵的五言排律，苏轼在三十六岁正值壮年，在他的和诗中，苏轼以李太白的古风提唱，用“下平四豪”这种难韵唱和张方平的读杜诗，本身就极有难度。
况且，在苏轼的和诗中，能够做到主宾判然，疏密相间，在大量的排比之间，施以流走之法。这样下来，全诗的面目似杜，而气骨却是苏轼的，既有杜子美的步步为营的缜密，又有苏子瞻的句句直下之快意。
“恨我无佳句，时蒙致白醪。殷勤理黄菊，为遣没蓬蒿。”（《次韵张安道读杜诗》）
这种直白通达的诗句，使得后世的苏学研究者纪晓岚先生赞叹有加。纪晓岚评价此诗道：字字沉稳，句句飞动，而结尾蕴藉，此为诗人之笔！
八月初十，苏轼与当时的陈州州学教授、试国之四门助教崔度一起对饮于月下。
这时候的苏辙刚到陈州，脾与肺间都有暗疾，正好当时陈州有一道士叫王江，授以道家的服气之法，试后顿觉有效。
于是，苏辙严加练习，后来竟终身修习不辍。
崔度这个人，精通经史子集，熟知各项事务，就连举荐者韩琦都认为他是个人才。后来，因为崔度被贬谪海外，苏轼还给好友欧阳仲纯写过信，拜托照顾一下仍寓居在陈州学舍里崔度的妻儿。
此时，杭州府过来迎接苏轼的官差还尚未过来，一旦公人过来，苏轼就得立马动身南下。
熙宁四年（1071）八月二十五日，张方平被判以南京御史台（官署名，掌拜表行香，纠举违失）。
前文说过，北宋时的南京不是现在的江苏南京，而是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一带。因张方平以年老为由数次坚决向朝廷乞求出任南京留台（御史台），这次终于获得神宗皇帝的准许。
在苏轼为张大人送行的《宋张安道赴南都留台》诗中，“无人长者侧，何以安子思”两句本是夸赞张方平之贤的句子，日后被人抓住了把柄，成为了《乌台诗案》的一项证据。
苏轼在京师任职时，就结识了孟州济源人傅尧俞（字钦之）。此时在陈州听说了老傅的“济源草堂”落成，还专门寄诗道贺。
谁知，元岉元年，傅尧俞竟伙同朱光庭、王岩叟等人对苏轼进行了疯狂的诬陷与谤讪，企图置苏轼等人于死地。
向老傅的草堂寄诗道贺之后，苏轼又在闲暇之余给去年八月去世的好友陆诜写了挽辞。
陆诜（音深），字介夫，余杭人。进士起家，除知延州（北宋延州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延安市），后以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集英殿修撰知成都，此人为了蜀地百姓而反对青苗法，故世称“陆龙图”。
关于“龙图”，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最为着名的是包拯包龙图。
但据旧制，“龙图”这一称谓极为讲究：
直龙图阁谓之假龙，待制谓之小龙，直学士谓之大龙，学士则谓之老龙。总之，在我国古代对于级别与名分那是极其看重的。
这位陆大人，自从朝廷的青苗法一出，就立即上奏朝廷极言蜀地民夫刀耕火种，食不果腹，不得不种植一些芋头辅助充饥。如今课税又极重，老百姓不论如何节俭过日，都不能偿还官府的课税，马上就要陷百姓于死地了。
所以，在陆诜的挽辞中，苏轼用了“挺然直节庇峨岷，谋道从来不计身”（《陆龙图诜挽词》）来形容自己的老友“陆大龙”。
此时的馆阁之中，天下事正议论纷然，莫衷一是。
昔日文同在馆阁任职之时，从未对时事发表过任何的褒贬之语。但此时的苏轼，却是数次上书朝廷以言时政，不时评论天下之事。下朝后，仍是不加节制，公然与同僚或是宾客高谈阔论。最为重要的是，苏轼每每谈及时事，话里话外常透露出讥诮之意！
大表哥文同那是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每每苦口相劝，但心直口快的苏轼此时却听不进去任何的劝诫。
后来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时，文与可已在陵州（今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）任上。不放心的大表哥文同还时常给苏轼寄诗加以规劝，以至于后来表哥的规劝诗写多了，竟然有了一句成了名句警句被堂而皇之地载入到了诗史：“北客若来休问事，西湖虽好不吟诗”。
当苏轼还在陈州时，柳瑾（字子玉）这位极善诗词及行草书的北宋着名书法家被贬谪到了寿春（治所在今安徽寿县寿春镇）。
柳子玉本为苏轼堂妹夫柳仲远之父，平素与苏轼交情甚厚。这次老柳舟行路过陈州，自己的政治前途暂且不论，自然不会放过与苏轼兄弟相晤的机会。
老柳先是给苏辙寄了两首诗，苏轼作为临时的东道主，也郑重地和了两首。其中“图书跌宕悲年老，灯火青荧语夜深”（《次韵柳子玉过陈绝粮二首其一》）句，深得清人纪晓岚的青睐，夸这种描述简直是“澹语传神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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