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听题：树上骑个猴，地下一个猴，加起来几个猴？
八个
错，两个
树上骑7个猴，地下一个猴，几个猴？
两个
错，八个
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让你担心?
长在腰上。
错，长在别人脸上……
听监试官说“放题”，王棣这会居然思想开了小差，想起了某小品的经典场景。
收敛心绪，他凝目细看主考官门帘前挂着的木牌，上面写着令科本经题。所谓“出示题目于厅额，题中有疑难处，听士人就帘外上请，主文于帘中详答之讫，则各就位作文”是也。
宋代的贡举相较于明清科举更为人性化，只考三天。每天八点左右知举官将试题挂出后，考生对题目有疑问，可以向出题人提出，出题人则须详细解答。至哺后，开门放考生出院，试卷入柜。另外还规定“举人除书案外，不许将茶厨、蜡烛等带入，除官员外，不得怀挟书策。
明清科举可是得考九天六夜的。不过，此时连考三天，于某些“慢工出细活”的举子而言时间会稍显紧张，尤其是第一天连考本经、兼经两场。
宋人轻诗赋而重经义、策论，如司马光极力反对以诗赋取士：“国家设官分职，以待贤能，大者道德器识以弼谐教化，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县，其次方略勇果以扞御外侮，小者刑狱钱谷以供给役使，岂可专取文艺之人，欲以备百官、济万事邪？”
诗赋题目在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地位逐渐下降，经义与策论的重要性则得到强化。
但有四个科目差不多是必考的：诗赋，经义，论，策。殿试通常都是试策。各个科目各有其功能，用宋人的话来说，“国家以科目网罗天下之英隽，义以观其通经，赋以观其博古，论以观其识，策以观其才。”
王安石言：“古之取士，皆本学校，道德一于上，习俗成于下，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。今欲追复古制，则患于无渐。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，使学者得专意经术，以俟朝廷兴建学校，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，施于天下，则庶几可以复古矣。“于是改法，罢诗赋、帖经、墨义。
但到了元佑四年，又立经义、诗赋两科，罢试律义。凡诗赋进士，于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左传》内听习一经。初试本经义二道，《语》、《孟》义各一道，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，次论一首，末试子、史、时务策二道。凡专经进士，须习两经，以《诗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礼》、《左氏春秋》为大经，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、《仪礼》为中经，《左氏春秋》得兼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、《书》，《周礼》得兼《仪礼》或《易》，《礼记》、《诗》并兼《书》，愿习二大经者听，不得偏占两中经。初试本经义三道，《论语》义一道，次试本经义三道，《孟子》义一道，次论策，如诗赋科。
今年贡举又变为本经、兼经各一场，每场一道，后试论、策，共考三天四场。
王棣考的自是经义科。
他选的本经是《礼记》，很快在帘幕上写着的诸道本经题中找到了出自《礼记》的那道题：
“生财有大道。”
差不多在同一时间，皇宫某处，一个着明黄色衣裳的少年放下手中的书，问道：“李阿公，什么时辰了？”
“回官家，辰正一刻了。”边上的白发宦官恭恭敬敬的回答。
若换了识得这宦官的定会大吃一惊，“李阿公”赫然就是名宦、将领李宪。
李宪，字子范。开封祥符人。仁宗皇佑年间，李宪补入内黄门，升供奉官。在神宗时期活跃于西北边境，与王韶收复河州。又击降吐蕃首领瞎木征，并攻克兰州，主持秦凤路及熙河路军事。以功累官至宣庆使，一度兼管财政，节省冗费十分之六。但亦曾一再违犯军令，贻误战机而不断遭到弹劾。
当今皇帝即位后，太皇太后高氏临朝，李宪被弹劾“贪功图名”、“罔上害民，贻患国家”，连贬为右千牛卫将军，居住陈州，官延福宫使、宣州观察使、提举明道宫等。
与其他朝代相比，入宋以来虽没有太监专权之祸，但太监在朝廷政治中的参与度却很高，甚至出了不少名将。
本朝初年，太祖赵匡胤鉴于唐代太监专权之祸，严格控制后宫太监人数，刚开始太监只有区区五十人，后来有所增加，也才一百多人。为防止太监结党营私，扩大势力，还规定太监过了三十岁，才能收养子。
除此之外，宋廷还为太监设立了专门的官阶体系，相对于普通的文武官员，太监的品级比较低，晋升也很难。不过，皇帝对带兵的武将特别防范与猜忌，常常派出自己信任的太监到军队中任监军，监督武将们的行动，这些太监监军也经常有机会参与军事决策。久而久之，这些太监的军事指挥能力也变得很强，渐渐坐上了军事统帅的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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