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莹的眼泪掉下来了。她没擦，就让眼泪流。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，流到嘴角，咸咸的。
“我这走了，”英子继续说，“我妈还有我弟，多亏你照顾了。”
常莹用力点头。她点得很用力，头发上的水珠甩出来，落在被子上。
“傻丫头，”她说，声音哽咽了，“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？”
她抹了把脸，把眼泪抹掉，然后咧嘴笑了。那笑很难看，眼泪还在流，但她在笑。
“你在北京好好念。”她说，“在北京有人要欺负你，你就跟我讲。我让你表哥表弟坐火车过去，把他们都给揍一顿！”
这话掷地有声，带着底层家庭特有的、朴素到近乎荒诞的守护逻辑——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，谁欺负我家人，我就派我的兵马俑去砸场子。她忘了，北京城里早就是信息战了，她的兵马俑，可能连地铁票都不会买。
红梅听到这话，眉头立刻皱了起来。她心里咯噔一下：好了吧，可千万别再张罗着把那三个男孩带到英子面前了。那三个，虽说叫她一声舅妈，可终究不是从小看着长大的。脾气莽，做事没轻重，真去了北京，指不定惹出什么事。英子一个女孩子，又是去读书的，跟那些表哥表弟搅和在一起，算怎么回事？
她没说出来。她转身，走到行李箱旁边，蹲下来，开始重新整理箱子。她把那件米白色的羊毛毛衣拿出来，看了看，又放回去。又拿出来，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放在了一边。
她把它轻轻放在一旁，像放下一件过时的、却曾以为能永远蔽体的铠甲。这一刻她终于承认，女儿将要奔赴的战场，已远非她所能缝补护卫的疆域。
“英子，”红梅说，声音平静，像在说今天天气怎么样，“你到了北京，先给你张姨打个电话。小雅也在北京，说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可以找她。”
她在转移话题。常松看出来了。常松抱着小年，站在那儿，看着红梅，看着英子，看着常莹。他没说话。
常松心里有数。他一直都有数。他知道红梅和常莹之间有条线，那条线看不见，但确实存在。线这边是红梅和英子和小年，线那边是常莹和大娘还有常莹的三个儿子。他是站在线上的人，一边是老婆孩子，一边是亲姐姐。他得平衡，不能偏。
中年男人的家庭地位，就像走钢丝的杂技演员——手里那根平衡杆，一头挑着血脉宗亲，一头挑着身家铠甲。偏了哪边，都是粉身碎骨。 他此刻就悬在这根钢丝上，底下没有安全网，只有一地鸡毛的现实。
常莹不知道这些。常莹傻乎乎的。她以为只要她对红梅好，对英子好，对小年好，红梅就会把她当一家人。她想着，只要她够好，红梅就不会再提那每个月二百五十块钱的事了。虽然钱月月都在还，或迟或早。红梅也没催。但她知道红梅记着账呢。她想用别的方式抵，用照顾小年抵，用帮忙干活抵。天长日久，日久天长，这人情债总能抵掉那金钱债吧。
有些人的情意像地摊货，标价看着便宜，结账时才发现‘感情价’三个字后面，跟了一串数不清的零。
常莹便是如此。可她不懂，红梅的人生账册上，情与债泾渭分明，中间隔着一条她永生渡不过的界河。
红梅清了清嗓子，把话头又轻轻一拨：“姐，这被子英子真带不了。这样，你留着，冬天盖。也算你的心意到了。”
常莹看看红梅，又看看英子，再看看那床大红被子，最终点点头。“行吧，我留着。等英子放寒假回来，盖这个。”
周也家的客厅里，三个超大行李箱一字排开。箱子是黑色的，金属外壳，轮子很顺滑，拉杆可以调节高度。箱子上贴着航空公司的标签，有些是旧的，已经撕掉一半，胶印还留在上面。
钰姐蹲在箱子旁边。她身上是件真丝睡袍，睡袍是深紫色的，领口开得低。睡袍的腰带松松地系着，下摆拖在地上。她的头发盘在脑后，用一根簪子固定，几缕碎发垂下来，落在颈边。
她在装箱。装得很仔细。生活用品一箱：牙膏牙刷、毛巾浴巾、洗发水沐浴露、剃须刀、指甲剪、针线包、常用药。每样东西都用密封袋装好，贴上标签。书籍电子产品一箱：笔记本电脑、充电器、移动硬盘、几本专业书、英语词典。衣物一箱：衬衫、裤子、外套、内衣、袜子。每件衣服都用防尘袋套好，防尘袋是半透明的，能看见里面衣服的颜色。防尘袋外面贴着标签，标签上写着：“正装·秋”“休闲·冬”“运动”。
周也坐在沙发上。脚上没穿袜子，他手里拿着手机，手指在按键上，但没在看。他的眼睛看着钰姐，看着钰姐蹲在那里的背影。
“妈，”周也说，声音有点无奈，“我这是去上学，又不是去搬家。你搞这么多东西干嘛？”
钰姐没抬头。她拿起一件衬衫，检查扣子有没有松。衬衫是白色的，棉质的，领口和袖口都很挺括。她检查完了，把衬衫叠好，放进防尘袋，拉上拉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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