汪蕾接手那间客栈，是在她人生最潦倒的时候。
前年离了婚，去年母亲重病花光了所有积蓄，今年年初她在网上看到这间客栈转让的消息，价格低得离谱。她在昆明做了六年会计，什么山没见过，可这个价格还是让她心惊——连家具带租约，只要八万块。她不放心，专门飞了一趟大理。客栈在洱海东岸一个叫玉几岛的地方，位置不算最好，但推开窗户能看见苍山十九峰，视野开阔得让人想哭。
前老板姓李，四十出头，秃顶，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了。他的眼睛布满血丝，像好几天没合过眼。他在转让合同上签字的时候，手一直在抖。汪蕾问他为什么这么低价转让，李老板没有回答，只是把一串钥匙推到她面前，站起来，走了。
汪蕾后来才知道，那间客栈已经死过人了。不是病死，不是老死，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，被人用枕头捂死在二楼的客房里。杀了她的不是别人，是她的亲生父母，一对从昆明来的夫妻。他们用枕头捂死女儿之后，投了洱海。丈夫溺亡，妻子被救了上来，投案自首。原因是欠下了巨额债务，走投无路。
汪蕾把那份报道看了好几遍。报道配了一张照片，是客栈二楼的走廊，光线昏暗，走廊尽头是一个房间，门口贴着封条。她认得那间房——那是她给自己留的那间。她住在一楼前台后面那间小隔间里，二楼那间房一直空着，她不敢住，也租不出去。
她并不觉得害怕。她只是觉得那个小女孩可怜。
她把二楼的房门重新刷了一遍漆，换了一扇新的窗帘。她以为把墙皮重新粉刷一遍，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就没了，可她不知道有些东西是刷不掉的。
客人是在国庆黄金周前三天住进来的。是个年轻女人，姓季，叫季晓棠。身份证上的地址是昆明五华区。她订了三天房，要了一间二楼东侧的房间。
汪蕾在前台给她办入住。季晓棠放下身份证的时候，她多看了一眼——圆脸，大眼睛，眉心有一颗痣。那张脸很眼熟，像在哪里见过，又想不起来。她把房卡递过去，季晓棠接过房卡，朝她笑了笑，说了声谢谢，转身上了楼。汪蕾盯着她的背影看了一会儿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她走路的样子，太轻了。不是脚步轻，是整个人都很轻，像一片纸，随时会被风吹走。
汪蕾把她的身份证号输入系统，系统弹出了一个红色的警告框。她把那张身份证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，证件是真的，芯片是真的，照片也是她的。她把那个红色的警告框关掉了，也许只是系统故障。
那天夜里，起风了。大理的风季从十一月开始，这才十月初，风不该这么大。汪蕾被风声吵醒了，躺在小隔间的床上翻来覆去。凌晨两点多，她忽然听见了一阵声音，从二楼传来的，不是脚步声，是一个小女孩在唱歌。不是跑调的唱，是那种很有节奏的、像母亲哄孩子入睡时哼唱的摇篮曲。那声音很轻，很远，断断续续的。
她披了件外套走上二楼。走廊里的声控灯已经坏了，她摸着黑往前走。走到那间房门口，歌声停了。她侧耳听了几秒，又响起来了，从门缝里透出来的，闷闷的，含混的，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棉花。她抬起手想敲门，手指在门板前停了很久，最后还是放了下去，转身下了楼。
第二天一早，季晓棠来退房。
汪蕾问她怎么不多住几天，她说有事，要先走了。她把房卡放在前台，转身要走，忽然停了一下，又转回来，从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放在桌上。“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谢谢你照顾我。”她说完就走了。
汪蕾拿起信封拆开，里面是一沓现金，少说有几千块，还有一张折了好几折的信纸，纸已经发黄了，边角一碰就碎。她小心翼翼地把信纸展开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，字迹很淡。
“姐姐，谢谢你替我死。”
那天早上，季晓棠的身份证被她落在了前台。汪蕾追出去的时候，她已经不见了。她站在客栈门口，手里攥着那张身份证，看着那条空荡荡的巷子。风从洱海上灌过来，吹得她的头发乱飞，她把身份证翻过来看，背面的有效期限到2025年，可她的脸变了。那张照片上的脸不是季晓棠，是另一个人的。那个人，和她长得一模一样。
她不知道季晓棠是谁。她只是从那天起，开始做那个梦。梦里她站在那间客栈的二楼走廊上，走廊很长，灯全是灭的，尽头有一个房间，门口贴着一张发黄的封条。她走过去，撕开封条，推开门。
房间里没有灯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只有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，在地板上画出一道细细的白线。白线的尽头有一张床，床上躺着一个小女孩，七八岁，闭着眼睛，嘴唇发紫，脸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白色雾气。她在看那个小女孩，那个小女孩也在看她。她走过去想看清楚那张脸，忽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整个人趴在了地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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