夜宸与苏浅月如同最高明的医师，敏锐地诊断出盛世肌体下的细微病灶，并以坚定的意志与精巧的手段施以针砭。他们的治理，已从大开大合的革故鼎新，转向了更为精细入微的调理与疏导。帝国的巨轮，在看似平静的航道上，进行着至关重要的内部调试。
帝国皇家银行监事陈远，在得到夜宸的明确授权与苏浅月的具体方略指导后，终于得以放开手脚，对日渐汹涌的金融暗流展开系统性整治。他首先推动银行设立了“定策房”，汇聚了格物书院最顶尖的算学与经济学者，开始着手研究制定帝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方“基准存放款利率”。此举旨在通过调节资金成本，从宏观上引导资本流向，抑制纯粹投机，鼓励实业投资。消息传出，那些习惯于低息借贷进行金融操作的大商号一片哗然，试图通过各种渠道施压，但陈远在夜宸的坚决支持下，顶住了压力。
紧接着，由集贤阁、刑部、银行三方联合拟定的《证券交易管理则例》正式颁布。律例明确规定，所有期货、汇票、乃至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有价凭证交易，必须在朝廷设立的“京师交易所”内公开、透明进行，严禁场外私相授受。交易所由银行与户部共同监管，所有交易记录存档备查，并设定了严格的涨跌幅度限制与异常交易监控机制。同时，督行司下新设的“金融稽查司”开始运转，其成员多为精通数算、思维缜密的年轻官员，他们如同猎鹰般，紧盯着市场的每一丝异常波动。
新规推行之初，市场经历了短暂的混乱与阵痛，几家试图挑战规则、操纵市场的大商号被稽查司抓了典型，课以重罚，其主事者甚至锒铛入狱，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。很快，混乱归于秩序，资本的洪流被强行导入了官方划定的河道之内。虽然投机行为无法根绝，但其危害已被控制在有限范围，帝国的金融体系经历了一次成功的压力测试，变得更加稳健。
夜宸力排众议，任命明经科干臣执掌翰林院，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深潭，在士林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。进士科出身的官员们倍感失落与愤懑，私下议论纷纷，文会诗社间弥漫着一股怀才不遇的颓丧之气。然而，皇帝的意志不容挑战，他们也只能将不满压在心底。
与此同时，苏浅月在皇家文理学院推行的“跨科选课”与“混居共学”制度，开始显现出潜移默化的效果。来自文华学院的学子，在接触到致用学院严谨的逻辑与实证方法后，开始反思自身学问的空疏；而致用学院的学子，在浸润于文华学院的经典与艺术之后，亦对家国天下、人文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。不同背景的年轻人在辩论、合作中，逐渐打破了固有的偏见。
更关键的一步随之而来。根据夜宸的旨意，吏部颁布新规，此后所有新科进士，无论出身进士科还是明经科，在正式授官前，皆需进入文理学院的“政事研修院”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。研修课程不仅包括经史要义、律法实务、经济策论，更安排了大量的实地调研与团队策论项目，迫使这些未来的帝国官员们必须放下出身门户之见，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学会协作。
起初，进士科与明经科的学员们泾渭分明，彼此审视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在共同完成一个关于漕运效率优化的策论项目时，一位明经科学子精妙的数算模型，与一位进士科学子雄辩的陈述报告相得益彰，赢得了教习的一致好评。成功的合作体验，开始悄然融化隔阂的坚冰。虽然彻底的交融尚需时日，但一缕促进理解的新风，已然吹入了帝国未来栋梁的心田。
与此同时，皇子夜曦的民间之行仍在继续，且愈发深入。他不再仅仅满足于观察与记录，开始尝试以“游学士子”的身份，参与到一些具体的地方事务中。在一个因水路码头归属而争执不休的镇子，他并未亮明身份，而是凭借这些时日所学，帮助争执双方梳理账目，核算利弊，最终促成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合作方案。镇民们不知其身份，只道是京城来的明白相公，感激之余，也向他倾诉了许多关于官府胥吏办事拖沓、以及附近大商号垄断货运的苦水。
这些来自最基层的、未经任何粉饰的声音，深深震撼了夜曦。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，朝廷一道看似完美的政令，落实到民间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变形；也明白了那些在奏章上只是冰冷数字的“民生多艰”，背后是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。他在笔记中写道：“……为政者，坐在明堂之上，所闻皆是锦绣文章，所见皆是祥和数据，若不能沉入这市井乡野，亲耳听听这贩夫走卒之叹，亲身体验这升斗小民之难，则所谓爱民如子，不过是一句空谈，所谓江山永固，亦是沙上之塔。”
这份带着泥土气息与深刻体悟的笔记，被定期秘密送回宫中。夜宸与苏浅月阅后，皆是感慨良多。他们知道，这次历练的价值，远超任何宫廷教诲，它正在为帝国培养一位真正懂得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之理的继承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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