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二十年（1931年）六月中旬，广西南宁。
夏日的邕江，水势平缓，却暗流涌动。日本外务省重量级元老、前外相币原喜重郎，以“私人身份”秘密抵达南宁。他此行背负着东京宫廷和军部（尽管他本人与军部不睦）的沉重使命——必须从军事惨败的外交泥潭中，为日本挽回一些颜面，并解决最紧迫的战俘和遗体问题。他的谈判对手，是坐镇广西、如今因东北大捷而声望如日中天的桂系领袖李宗仁。
会谈地点设在南宁乐群社(乐群社是原本1932年成立的，我桂系发展不错提前了）一间僻静的会议室。日方仅有币原喜重郎及其一名秘书、一名武官；桂系方面，李宗仁端坐主位，白崇禧、黄绍竑 分坐两侧，阵容强大。
“德邻先生，久仰大名。今日得见，深感荣幸。” 币原喜重郎态度谦和。
“币原先生是贵国政界耆宿，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” 李宗仁微微颔首，语气平静，保持着胜利者的威仪。
币原迅速切入正题，将事件定性为“不幸的冲突”，并归咎于“关东军部分少壮军官独断专行”，强调“绝非帝国政府及天皇陛下之本意”。
白崇禧（小诸葛）轻笑一声，接口道：“币原先生，‘下克上’恐怕难以解释贵军三个常设师团为何会深入我境。此事性质，你我心知肚明，不必讳言。” 直接点明了侵略实质。
币原面色微窘，不再纠缠定性问题，转而提出核心诉求：“……然眼下木已成舟，当务之急是避免事态扩大。敝国天皇陛下仁德，念及数万将士尸骨未寒，数千被俘人员思乡情切。因此，特派鄙人前来，恳请贵方本着人道主义精神，允许我方赎回被俘官兵，并领回阵亡者遗体。”
李宗仁知道肉戏来了。他身体微微前倾：“币原先生，贵国欲赎回人员、领回遗体，可以。但是，怎么赎？以什么条件赎？”
他开出条件：“首先，贵国必须就此次武装侵入我东北的行径，向我国政府及人民做出正式道歉，并保证今后尊重中国领土主权。此为政治前提。”
币原心中一震，道歉意味着承认侵略。他沉吟道：“……道歉之事，关乎国体，形式可再商议。帝国政府愿以适当方式，表达遗憾，并重申尊重中国主权之原则。” 试图模糊处理。
李宗仁不置可否，继续道：“其次，关于赎回事宜。我军为收容、救治贵军数万人员，保管数万具遗体，耗费巨大。贵国需支付相关费用。此外，战事给我东北造成之损失，亦需赔偿。”
“请问具体数额是？” 币原的武官问道。
白崇禧拿出一份清单：“人员赎金、遗体保管运送费、战争赔偿，三项总计约需3亿大洋。 考虑到贵国或有困难，可以部分用硬通货或战略物资折价支付。”
日方代表倒吸一口凉气。币原强压怒火：“德邻先生，此数额远超我国承受能力。且如此巨款，帝国议会绝无可能批准。能否务实一些？我方更倾向于以实物补偿为主，例如，我国可以提供一批贵方急需的工业设备、机车车辆、钢材、化工原料、药品等，其价值可由双方专家核定。此外……”
他话锋一转，抛出了准备好的筹码：“为确保谈判顺利进行，以及体现双方对等的‘人道主义’精神，我方可以保证贵方在日之约一万九千名中国侨民之安全与合法权益。他们的处境，某种程度上，也与贵方手中的我国被俘人员的待遇息息相关。” 这番话软中带硬，将中国侨民作为潜在施压工具。
李宗仁眼中寒光一闪，随即淡然却坚定地回应：“保护各国守法侨民，自是主权国家应有之责。我政府一贯善待外国侨民，只要贵国政府能切实遵守国际法，保障我在日侨胞生命财产安全和人格尊严，其安全自然无虞。反之，若我在日侨胞受到任何不公正待遇乃至伤害，我四万万同胞绝不会答应，也必将影响我国民众对贵国被俘人员之观感。此事关乎基本人道与两国关系长远基础，不应作为交易筹码，而应成为双方共同遵守的底线。” 他不仅化解了这个筹码，反而将道义压力和责任牢牢地反推给日方，暗示日方若动侨民，将承担严重后果。
经过数轮激烈交锋，双方都意识到在赔款总额和道歉形式上难以迅速达成一致。币原强调日本国内经济困难和政治压力，坚持赔偿应以物资抵偿为主，且总额需大幅降低。李宗仁和白崇禧则据理力争，强调己方损失巨大和道理的正当性。
最终，李宗仁在讨价还价后，提出了一个更强硬且务实的最终方案，展现了胜利者的强势：
“币原先生，鉴于贵国的实际困难和诚意，我方可作最后让步。我提议分步进行：”
“1. 贵国需在协议生效后一个月内，首批提供价值相当于3000万大洋的工业设备（指定型号的机床、发电机、炼钢设备）、机车车头及车厢、钢轨、优质钢材、化工原料、药品及通讯器材等物资，以及2000万大洋的现金。我方将据此首批遣返8000名战俘和1万5千具遗体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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