既然说是诏书，必然是司马睿的手书了。
其实这不是最新的诏书了，原来在桓景私自带着全军从枋头出城时，沈充知道事不可制，就从枋头返回，却不去建康，而是直奔武昌郡（非今武昌）而去，先去拜谒王敦的营地，将北方的事情向王敦详述，最后总结称：
“祖公似服膺朝廷统制，然彼桓景桀骜难驯，非但目无大将军，亦目无朝廷，久恐生乱。”
和沈充预料的不同，一贯“性格简脱”的王敦听闻桓景私自出城救刘琨的消息并未大怒，而是露出一副早就料到的表情：
“桓景不过一棋子耳。祖士稚与刘越石交情甚笃，必欲救之，然而亦不能与朝廷翻脸，故推出了桓景来出头。总之，无论朝廷如何下诏惩罚桓景，桓景总在他祖逖的庇护之下，无非罚酒三杯了。”
沈充有些心急：“可若是如此，此行北上，若是桓景救了刘琨，岂不是我们前功尽弃了？”
在他看来，这次北上的目的，多是因为王敦与刘琨不和，想乘机搞死刘琨，去除一个朝敌兼私仇。如果刘琨被桓景救了，那么待到刘琨南下，作为大晋司空，其号召力可谓无匹。
王敦抚摸长髯，仰头大笑：
“有足下在枋头拖延数日，刘琨恐怕是逃不出来了。何况，没了军队的刘越石无非是一条丧家之犬，死不死都无所谓了，我又不是执着私怨之辈。至于祖逖他们去救刘琨，反而给我们留了口实，这是好事。”
沈充弯下腰来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“尔速去建康，报知天子祖逖、桓景行迹。朝中诸位侨姓文臣，已经足以遮蔽圣听，亦需同时上奏。即便天子真能明断，发现其实祖逖是忠于他的，恐怕以他孤家寡人，也抵不过铺天盖地的奏章。必然下诏谴责祖逖、桓景。
“至于之后，我军挥师北上，就能逼迫祖逖及桓景妥协。若能不费一兵一卒全取南阳及淮南之地以为缓冲，那么下一步照蛇公之计划就好。至于之后的事……”
沈充在建康时就常常听闻过蛇公的名声，于是压低了声音：“将军小心细作。”
王敦稍稍停顿片刻，确认了一番厅堂之内只有沈充而他二人而已，才说：
“蛇公此人迂直，真以为他那一套真能行于此大争之世？我不过是就着蛇公之势，联结江东侨姓罢了。天下须由强力之人统合，非我而谁？只要北方有变，祖逖不得脱，我就可乘势东进了。”
“那我此去……”沈充不解。
“至于足下，此番好好在建康为我活动就好，不要透出半点我有异志的意思。江州兵马强盛，朝廷也奈何不了我，以此为后盾，足下无需忧虑。”
沈充点点头，没再说话，施礼而去，直赴建康。
于是，等到桓景从乐平城回到怀县时，恰好看到了沈充在建康活动的结果，正是那几封诏书。
两封诏书是直接与桓景相关的，一封是严厉谴责桓景不服调遣擅自从枋头出兵；另一封则是下令削去桓景刚刚封赏不久的关内侯爵位，还说本意是要降为司州司马，但因为没有更好的人选，暂时让他代为司州刺史。
另一封诏书则是从祖逖那里转抄而来的。祖逖也因为御下不严而被问责，但并无实际的惩罚，只是减少了赏赐而已。
接诏之日，桓景请来屯驻怀县的众人商讨该如何解读。
“天子明晓事理，并未重罚。”在琅琊王时期，卞壸就是司马睿的从事中郎，所以猜到了司马睿的心思：“如今封疆之臣，侯不侯爵都差不多；我听闻，朝中现在谴责的奏章漫天都是，天子算是顶着压力，给使君您罚酒三杯了。”
见天子并没有实际责罚的意思，众人都松了一口气。
“不然，虽无实际责罚，其实是警告。”桓景此言一出，气氛再次凝重起来。
王敦不可能又是遣使北上，又是让朝中群臣配合，搞这么大一个动作，就是为了给自己一个谴责的。这次的谴责之外，必然还有后手，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。
卞壸仔细一想，回应道：“若是说警告，倒也不无道理。诏中说，本意是降为江州司马，因为找不到人选才让使君暂代为司州刺史。其中暗示的是，如果再有违命之举，即使是天子也袒护不了了。”
“到底曾是天子身边人，呆子这回说得有理”，温峤也难得地赞同了一次卞壸：“天子圣明，既然暗示再有违命之举，那么就一定会有人想让使君有违命之举。我看此人不在北方，而在南方。”
桓景恍然大悟。温峤在暗示，王敦的策略应当是先逼着天子给自己以警告，然后再来主动寻衅。这样一来，自己若是迁延不从，那么就是抗命，会要削职；而若是与其交战，那么就成了天下之敌，祖逖也护不了他。
至于寻衅的地点，司州与王敦地盘的交界处，应当是荀崧所守的南阳。看来王敦应当是想废掉这个自己当初设立的缓冲区。
可惜怀县重建还需要人手，大军只能大多数屯驻于此，而自己在南面的防务本来就是空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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