韦伯的德国团队来了三个人：一个做干细胞培养的博士后，叫汉斯；一个做电生理的副教授，叫伊娃；还有一个做生物信息学的博士生，叫莉娜。他们带来了两箱试剂、一台便携式电生理记录设备，以及一整套韦伯实验室建立的三维培养protocol。
汉斯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，金发，戴着眼镜，说话很快，英语带着浓重的巴伐利亚口音。他第一天到实验室，就把自己关在细胞房里，待了六个小时，出来时对曼因斯坦说：“你们的CO?培养箱温度波动有点大，我调了一下，现在稳定在37.2度了。”
曼因斯坦愣了一下：“你调了我们的培养箱？”
“对，我看了一下记录，过去两周温度在36.8到37.5之间波动，对干细胞不好。我换了一个温控模块，旧的放在桌上了，你们可以留着备用。”
曼因斯坦看着桌上那个拆下来的旧温控模块，哭笑不得。
伊娃则完全不同。她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，短发，不苟言笑，说话慢条斯理。她负责电生理记录，每天下午准时出现在动物房，给M7做运动诱发电位测试。她从不跟M7说话，但会给它带一颗葡萄，放在笼子旁边，测试完就走。M7似乎很喜欢她，每次她一来，就把手伸出来，但她从不握。
“我不跟实验动物建立情感联系，”她解释说，“这是原则。”
但曼因斯坦注意到，她每次测试完，都会把M7的笼子整理一下，把垫料铺平，把食盆摆正。这些动作很细微，但她做得很认真。
莉娜是最年轻的，二十六岁，戴着一副圆框眼镜，总是背着一台笔记本电脑。她负责整合中德双方的数据，建立一个统一的数据库。她花了两周时间，把杨平团队过去三年的实验数据全部数字化，标注了时间、批次、操作人和质控标准。
“你们的原始数据保存得很好，”她对奥古斯特说，“但metadata不够完整。比如这张Western blot，我知道是哪天做的，但不知道胶的浓度、电泳条件和显影时间。这些对可重复性很重要。”
奥古斯特挠了挠头：“我们以前没注意这些。”
“没关系，从现在开始，每一项实验都按这个模板记录。”她递过来一个Excel表格，里面有三十多个字段，从“实验日期”到“室温湿度”，一应俱全。
奥古斯特看着那个表格，不错，很认真。
“数据是科学的根基，”莉娜推了推眼镜，“根基不牢，上面盖什么都没用。”
第一个月的合作，摩擦不断。
最大的分歧出在实验设计上。韦伯团队习惯先做大量预实验，摸索条件，再正式开展；负责这个项目的中国团队则倾向于快速推进，边做边调整。两种风格碰撞在一起，会议室里经常吵得不可开交。
“你们这个方案，预实验不够，正式实验失败的风险太高，”汉斯指着投影上的流程图说。
“我们没时间做三个月预实验，”中国团队组长反驳，“病人等不起。”
“但失败的正式实验浪费的时间和资源更多。”
“我们过去三年都是这么过来的，成功率并不低。”
“那是运气，不是方法。”
杨平坐在旁边，没有说话。等他们吵完了，他才开口：“汉斯，你们的预实验，最短需要多久？”
“两个月，如果一切顺利。”
“能不能压缩到一个月？我们提供双倍的人手和设备。”
汉斯想了想：“可以，但条件是我要完全控制实验设计，你们只负责执行。”
“不行，”杨平摇头，“实验设计必须双方共同决定。但执行上，你可以全权负责，我们配合。”
汉斯看了看韦伯，韦伯点了点头。
“好，一个月。”
类似的谈判每天都在发生。伊娃要求所有电生理测试必须在固定时间进行，因为动物的昼夜节律会影响结果；但动物房的排班是固定的，无法为她单独调整。最后双方各退一步：伊娃把测试时间改到上午十点，动物房把M7的喂食时间提前到八点半，确保测试时M7处于活跃状态。
一个月后，第一批联合实验的数据出来了。
结果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好。
在联合处理组，先激活原细胞，再移植外源性神经干细胞，小鼠的运动功能恢复评分比单独激活组高出百分之四十，比单独移植组高出百分之六十。更重要的是，组织学分析显示，损伤区域的神经元再生数量显着增加，胶质瘢痕面积明显缩小。
韦伯看着那张柱状图，手指又在桌面上收紧了。
“这是协同效应，”他说，“一加一大于二。”
“不只是大于二，”曼因斯坦补充，“是大于三。你看这个，联合组的轴突再生距离比单独移植组远了一倍，说明原细胞激活改变了微环境，让外源性干细胞更容易存活和分化。”
“反过来也成立，”伊娃指着电生理数据，“外源性干细胞提供了即时的神经营养支持，让原细胞在激活后的关键窗口期内不至于凋亡，两个系统互相支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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