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姐模仿医生的语气，压低声音，一脸严肃，说完自己先绷不住了，拍着桌子笑出来：
“你听听！说没就没！我的妈呀，我真是……我当场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！可回头一看，你刘哥缩着个脑袋，跟个鹌鹑似的，我又觉得……哎哟，又气又好笑！”
她笑得前仰后合，那笑声酣畅淋漓，仿佛憋了半辈子的晦气，都随着老刘这桩荒唐事，一股脑儿笑吐了出来。
她心里甚至掠过一丝恶作剧得逞般的快意：瞧，不是我张春兰不行，是搭档实在拉胯！这感觉，就像一直考不及格的人，突然发现同桌的学霸交了白卷——虽然自己也啥都没捞着，但就是莫名地、从头到脚地舒坦！
婚姻是座跷跷板——女人不怕自己沉到底，就怕对面的男人翘太高。张姐现在稳了，因为老刘直接掉坑里了。
她笑的胸前那两团丰硕也跟着乱颤，像两只慌不择路的肥鸽子。笑到一半，突然想起自己也是这出丑剧的女主角，笑容瞬间僵在脸上，变成一种哭笑不得的滑稽表情，最终化为一声长长的、五味杂陈的：“唉——！”
笑别人时像看猴戏，笑自己时才发现——原来大家都关在同一个笼子里，只是有的猴叫得大声些。
她笑出了眼泪，用袖口抹了抹，忽然叹了口气，声音低了下去，带着一种荒诞的疲惫：
“唉，这老东西……前半生没硬气过，难得硬一回，直接把自己硬进了医院。”
红梅这下彻底憋不住了，扑哧一声笑出来，又赶紧捂住嘴，肩膀一耸一耸的。小年不知道妈妈在笑什么，也跟着咯咯笑起来。
这笑里，有对他人荒唐的嘲弄，也有对自己同样困在乏味婚姻里的兔死狐悲。女人的友谊，往往是在交换丈夫的不堪中，获得一种“原来大家都一样”的、可悲的平衡。
“那……刘哥现在没事吧？”她问，声音有点抖。
“在医院挂了一晚上吊水。”张姐摆摆手，一脸生无可恋，“今天早上自己爬起来，说要去上班。我也没管他。唉。”
她叹了口气，拿起水杯喝了一大口，咕咚咕咚咽下去。
“红梅，你说我造了什么孽了？”她又说，声音带了点委屈，“怎么找个这样的男人？不行嘛，还给我丢人。”
这问题没有答案。婚姻这场合伙生意，当初签的是感情约，如今算的都是盈亏账。亏了，你说造孽；赚了，你便说值得。其实哪有什么孽，不过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挨到后来，打人的手酸了，挨打的肉也木了。
红梅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说什么。
安慰？好像不对。跟着骂老刘？也不合适。
她最后只憋出一句：“人没事就好……以后……以后注意点。”
安慰不行男人的老婆，就像给秃子推荐生发水——你知道没用，她也不信，但流程总得走一遍。
张姐点点头，把水杯放下。她站起来，拍了拍衣服下摆，像要把什么晦气拍掉。
“对了。”她说，“门口的地垫不行了，都踩得不成样子了。我觉得这两天得买一个新的，换洗的。你在这儿看店吧，反正也不忙。”
红梅说好，转身去柜台拿钱。拉开抽屉，数了二十块钱，递给张姐。
张姐接了钱，塞进口袋里，又叮嘱一遍：“刚才那事儿，千万别跟别人说啊！丢死人了！”
女人说“别告诉别人”，就跟放屁前说“我保证不响”一个道理——她自己都不信。
红梅点头：“你放心，我怎么可能说。”
张姐这才转身，推门走了。
门关上，风铃叮铃一声。
红梅站在原地，愣了几秒。
张姐那又气又笑的声音还在耳边嗡嗡地响，老刘“跟个鹌鹑似的”样子浮现在眼前。可笑着笑着，那画面变了——变成了常松的背影。
常松好几个月没回家了。上次在家。夜里躺在一张床上，中间隔得很远。他背对着她，很快睡着。她听着他的鼾声，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。
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没有小年的时候，他休假回来，总要做那事。门一关，灯一拉，很频繁。她嘴上嫌他，心里是踏实的。
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做了？大概是从她肚子上有了这道疤开始。
这道疤是生小年剖腹产留下的。她自己洗澡时看，觉得不好看。常松呢？他最后一次认真看她的身体，是什么时候？
红梅的心紧了一下。
她想：他连我当年被赌场那帮畜生轮奸的事都能忍，都能娶我，怎么现在反倒在意这道疤？
男人能忍女人的历史污点，那是英雄救美；不能忍女人的当下瑕疵，那是审美疲劳。英雄当久了，也想当回挑三拣四的顾客。
这念头让她手脚发凉。
当年那件事，才是真的脏。常松知道后，自己回去在屋里转了一夜。天亮时他说：“红梅，我心疼你，咱结婚。重新活。”
那句话救了她。
可现在，他们之间没有那些事了。只有这道疤，这个孩子，和每天一样的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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