缅甸的焦土之上，游击战的烽火在“南风”组织的持续吹拂下，非但没有熄灭的迹象，反而如同雨季的藤蔓，顽强地向着英印当局统治的纵深蔓延。坐镇加尔各答的印度总督威林登勋爵，那张惯于在沙龙中展示帝国优雅、在办公室签发冷酷命令的面孔，已被日益堆积的坏消息和来自伦敦的严厉质询熬得失去了血色。军费开支如同无底洞，伤亡名单不断加长，议会里反对党的咆哮几乎要掀翻威斯敏斯特的屋顶，而仰光发来的战报，除了“叛军活动范围扩大”、“刁民难以管制”的噩耗，便是那支该死的“缅甸支队”如何将游击战与“分田分地”结合，如同瘟疫般在贫瘠山民间扩散的报告。
焦躁、愤怒，最终在威林登勋爵胸中酿成了阴毒的汁液。在一次只有最高军事顾问和情报头子参加的绝密会议上，他挥舞着雪茄，如同挥动权杖：“绅士们，我们在缅甸的丛林里，正在被一群拿着日本破烂的耗子啃噬！而放耗子出笼的人，就躲在滇桂的群山后面偷笑！”他口中的“放耗子者”，自然是李幼邻及其“南方军委”。
“我们不能直接对那个军阀宣战，那会引发不可控的冲突，而且华盛顿和巴黎的态度令人恼火地暧昧。”总督的声音低沉而冰冷，“但我们可以给他找点事做，很多事，多到让他手忙脚乱，再也无暇顾及缅甸的耗子窝。”
一个典型的帝国式“祸水东引”毒计，在浓重的雪茄烟雾中逐渐成形。既然缅甸的战场陷入泥潭，那就开辟新的战线，将战火引向敌人的后院，迫使其分兵，甚至引发其内部火并。
计划的核心，是双管齐下，制造双重危机，第一把火，烧向滇西。 从印度东北部相对平静的阿萨姆等地，秘密抽调五个营的印度步兵（以善战的锡克、廓尔喀营为骨干，配属山地炮兵和工兵），组成“滇缅边境特遣队”。名义是“追剿越境流窜的缅甸叛匪，防止动乱祸及友邦”，实则陈兵于掸邦北部、克钦邦的缅滇未定界地区，抵近边境线频繁举行武装“巡边”和“演习”，制造摩擦，对边境哨所和村镇进行赤裸裸的武力威慑。同时，通过秘密渠道，向那些在南方军委控制下心怀不满、或与历史上有旧的滇西土司、头人输送武器金钱，煽动叛乱，制造边境地区的持续紧张与混乱。其目标，是直接威胁已成为“南方军委”稳固后方的云南省，迫使李德邻、白建生不得不从两广、两湖前线分兵回防滇西，消耗其宝贵的兵力和资源，并干扰至关重要的滇越铁路国际补给线。
第二把火，更毒，直戳川省。 利用英国多年来在西藏经营的庞大影响力，特别是驻拉萨的“使团”和江孜、亚东的商站，对吐蕃噶厦政府施加巨大压力，并进行利诱。此时，四川省内，刘湘与刘文辉叔侄为争夺巴蜀霸权，正动员数十万大军在川中、川南血战，四川盆地精华地带战火纷飞，驻防川边（西康）地区的兵力被抽调一空，防务极度空虚。英国驻拉萨代表向噶厦高层，特别是以擦绒为首的少壮派军官集团，描绘了一幅“千载难逢”的图景：趁川省内乱，一举出兵“收复”历史上与吐蕃有纠纷的川边广大地区，甚至可东窥川省腹地。英国承诺提供包括李-恩菲尔德步枪、机枪、火炮在内的军火援助，派遣军事顾问，并给予外交上的“全力支持”。在软硬兼施和“恢复佛国荣光”的蛊惑下，噶厦内部经过激烈争论，最终在主战派占据上风、并获得某些宗教领袖默许后，决定集结吐军主力，兵分两路：北路由昌都方向，进攻防守薄弱的川边特区；南路由盐井、门工等地，试探性进入滇西北，与英军在滇缅边境的威慑行动形成夹击云南之势。
英国人的算盘打得极其阴险：吐军东犯，首当其冲的是四川军阀刘湘。无论刘湘是抽调兵力回防边陲，导致与刘文辉的战事不利，还是川边战事扩大，都将严重消耗四川的元气，并可能引发川、滇、吐边境的长期动荡，彻底搅乱“南方军委”视为战略后方的西南局势。而“南方军委”将陷入两难：若出兵助刘湘抗藏，则难免陷入民族、宗教纠纷的泥潭，消耗巨大，且可能被南京方面指责为“干涉川政”、“扩张势力”；若坐视不管，则川边不保，吐蕃在英国扶持下坐大，滇西北直接受到威胁，西南大局将崩。无论如何，李幼邻和李德邻都不得不从其他方向（包括缅甸）分散出巨大的精力和资源，来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边境危机。届时，英军便可趁机在缅甸集结重兵，对已显疲态的独立军和支队发动“决定性”的清剿。
帝国的意志，化作了加密的电波和秘密调动的军队。四月下旬，印度阿萨姆的铁路线上，运载着锡克步兵和廓尔喀步枪兵的闷罐车在夜幕掩护下隆隆南行。在滇缅边境的崇山峻岭中，英印军的哨所悄然增兵，测绘军官的身影出现在以往人迹罕至的山脊。而在雪域高原，拉萨城外，驮载着英制步枪、机枪零件和黄色炸药箱的牦牛队，在身着改版英式军服、脸色黝黑的吐军军官催促下，蹒跚东去。加尔各答、伦敦、拉萨、仰光之间的密电往来骤然频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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