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条匿名短信在文鸳掌心的屏幕上停留了将近三分钟，她没有动，连呼吸都放轻了。
发消息的人知道磁条卡的存在，知道它就在这栋宅子里被找到，而她和曾砚辞发现这枚卡，不到二十分钟前。
她把手机递给曾砚辞，曾砚辞看完，把手机还给她，说：“去找苏先生。”
就这五个字，没有商量，也没有废话。
苏先生的工作室在老城区外环，开车过去大约四十分钟。曾砚辞没让司机送，他自己开车，让文鸳坐副驾驶。车子出后院侧门，绕了两条小街，没有走主路。
路上两个人都没说话。文鸳把磁条卡从衬衣口袋里取出来，重新用手帕包好，握在手心。她在想那条短信。“Kestrel带走的”——发消息的人不只知道卡，还知道读卡头在哪儿，知道Kestrel是谁，甚至知道那人去了加拿大。这种程度的信息量，不是外围的知情者，而是核心的参与者。
曾砚辞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，侧过头看了她一眼。
“你在想那条短信是谁发的。”他不是在问。
“嗯。”
“Kestrel在1998年的实验室事故里丧生，这是沈恪查到的。”他转回头，等绿灯，“但读卡头在加拿大，这两件事放在一起，说明一件事——读卡头在Kestrel死前就被带走了，或者，有人在他死后取走的。”
文鸳说：“如果是后者，那个人现在还在。”
曾砚辞没有接话，绿灯亮了，车子重新开动。
苏先生的工作室是一栋三层的旧仓库改建，外墙爬满了枯藤，窗子很窄，像是不想被人注意。曾砚辞按了门铃，里面隔了很长时间才有反应。开门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面孔陌生，只说了一句“苏先生等你们”，就把门拉开。
苏先生在三楼，一间摆满旧设备的房间里。他比文鸳想象中年轻，戴眼镜，穿一件洗旧了的格子衬衫，见他们进来，只点了个头，目光先落在文鸳手里的手帕包上，说：“卡带来了？”
文鸳把手帕摊开。
苏先生拿起磁条卡，在灯下翻看了片刻，走到一台外形古旧的仪器旁，把卡侧边对着读取口，没有立刻放进去，而是先打开一个软件界面，对文鸳说：“卡上的磁条格式是1980年代的二轨制，现在能读的设备基本淘汰了，我这台是老机器，但读头有问题，信号容易丢失。你们有时间等吗？”
曾砚辞说：“没有。”
苏先生抬了一下眉，把卡插进去。屏幕上跳出一串错误提示。
房间里只有仪器散热风扇的声音。苏先生没有慌乱，把卡取出来，用专用的清洁布在磁条面上擦了几个来回，重新插入。这次屏幕没有报错，但进度条停在了百分之十二，一动不动。
等待的几分钟里，文鸳的手机震动了一下。是沈恪发来的消息，只有一行字：“项目组老成员回信了，有人认出了照片上的Kestrel，说他1990年代初离开国内之前，曾经把一批实验室备份资料整理打包，对外称是'销毁'，但实际去向不明。”
她把这条消息让曾砚辞看了一眼，曾砚辞的神情没有变，但他把外套口袋里的手机也取出来，发出去了一条消息。
进度条在百分之十二停了将近九分钟，然后忽然往前走了一截，到了百分之四十七，又停住。苏先生趴在屏幕前，把读取参数手动调了三个数值，进度条重新慢慢爬动。
文鸳没有盯着屏幕看，她转过身，走到窗边。窗外是一条很窄的内街，对面楼墙上挂着一块生锈的招牌。她把沈恪那条消息重新过了一遍，“1990年代初”，“对外称是销毁”，如果那批资料是被Kestrel带走的，而1998年他在实验室事故里丧生，那些资料去了哪里？
资料的下落，和读卡头一样，下落不明。
苏先生的声音从后面传来：“读出来了，但不完整，前段有损毁，后半段是清楚的。”
文鸳转回身。屏幕上出现了一列数字和字母串，排列方式像是某种加密索引，苏先生在键盘上快速敲了几行指令，一个解析框弹出来，开始逐行匹配。
曾砚辞站在苏先生身后，目光落在那些字符上，忽然说：“这不是文件索引，这是设备序列号。”
苏先生抬起头：“你认识这种格式？”
“这是1980年代科学院计算所的内部设备编号体系。”曾砚辞的声音平得出奇，“我见过，在老宅的仓库里，有几台当年的仪器，外壳上就是这种编号。”
沉默了大约四秒，苏先生说：“也就是说，这张卡对应的不是数据文件，它记录的是一台设备的序列号。那台设备，才是真正存放数据的地方。”
文鸳的目光落在屏幕上那串序列号的末尾，有一段字符她认出来了，和沈不言日志里那行“设备序列号”的格式完全一致。
“老宅仓库里，”她说，“还有没有当年没被清理的设备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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