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踢开脚边的土块，露出底下发白的骨殖，“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知府的小舅子在扬州开盐号，怕我祖父坏了规矩。如今我囤粮？”
他指着流民义冢，“这就是规矩！你不按规矩囤粮，就要按规矩掉脑袋——就像我祖父，就像当年查私盐的刘大人。”
我没理会他，继续道：“开仓放粮是下策，如今最要紧的是引水灌溉。洛水河上游有处老渠，若能疏浚，可解十万亩旱情。”
我展开舆图，图上老渠的线条被虫蛀得断断续续，旁边注着“洪武二十三年，工部侍郎主持开凿，可灌田十万顷。”
李富贵“啪”地合上扇子，扇骨敲在舆图的“李家坟地”标记上：“疏浚？那渠经过我家祖坟，动了龙脉谁担待？”
他从怀里掏出张泛黄的地契，地契末尾盖着崇祯年间的县衙印，“您瞧，这地契上写明了'渠西三十丈为李家祖茔地界'，可如今的舆图却把渠画在了坟地边上——知道为什么吗？前任李大人离任前，收了我五百两银子，让人改了舆图上的地界！”
看着他嚣张的样子，我突然想起扬州那些盐商。
原来无论在哪，总有这种视百姓如草芥的蛀虫，而他们的嚣张，都写在一张张被篡改的公文、地契里。
“李员外，”我压着火气，从袖中掏出火漆印的文书，“这是布政使司的批文，准许疏浚老渠。批文里附了洪武年间的原渠图，距你家祖坟尚有五十丈，你这是血口喷人。”
三日前，我带着王顺在布政司档案室枯坐整夜。
蛛网缠结的架子上，洪武年间的文书被虫蛀得千疮百孔。
当我在发霉的《河工档》底册找到原渠图时，手指被牛皮纸割出细口，血珠渗进“工部侍郎李某”的落款处。
批文边缘的火漆印已斑驳成粉，却依稀可见“永保民田”四字。
文书背面用墨笔写着：“崇祯十五年，李知县曾欲毁此档，为书吏王某所藏。”
文书的边角磨损严重，上面还留着前几任官员的批语：“事涉乡绅，从长计议”“恐生民变，暂缓施行”。
我想起王顺当时捧着文书时，指尖在 “崇祯十五年知县张某某收银” 的字条上顿了顿，喉结滚动着没出声。
我后来才知道，那字条背面用指甲刻的 “巡按御史收盐商三千两……李知县曾欲毁此档”，正是他父亲——前洛城书吏王明德——临终前藏在《河工档》里的血证。
崇祯十五年，他父亲因不肯篡改渠界图，被知县杖责三十，扔在洛水河边喂了野狗，临死前把血书塞给十岁的王顺，叮嘱 “等个不瞎眼的官”。
此刻他袖口磨出的破洞，正露出半截褪色的红绳——那是他父亲当年系文书用的，如今捆着的，是洛城百姓二十年未申的冤屈。
李富贵没想到我真有批文，脸色变了变，却依旧嘴硬：“批文？我看是你伪造的吧！”
这时，王顺带着几个衙役跑来了，手里还拿着铁链。
铁链上锈迹斑斑，刻着“万历年间造”的字样——那是县衙里唯一的刑具，却从未用来惩办过贪官，只用来锁交不上赋税的百姓。
“李员外，”我盯着他的眼睛，“你是想现在跟我去县衙，还是等我调兵来拿人？”
李富贵看看我，又看看手里拿着农具的百姓，百姓们虽然害怕，但眼中也有了一丝勇气，慢慢站起身，握紧了手中的锄头。
他终于狠狠地"呸"了一声：“魏东来，你给我等着！”
说完带着家丁走了。
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百姓们爆发出一阵欢呼。
一个老汉举起锄头喊：“大人说得对！咱不能让恶霸欺负！”
渠水哗哗地往前流，映着百姓们兴奋的脸。
我蹲下身，捧起一捧浑浊的水，冰凉的感觉从指尖传到心里——可水中倒映着我的脸，却看见额角青筋暴起。
李富贵后来终于承认，那地契是他祖父在顺治二年用白银疏通关系，将崇祯十五年的旧契翻刻而成，只因“新朝初立，官府尚用前朝印模。”
我知道，李富贵怕的不是我，是这张批文背后的“规矩”，但这“规矩”能维持多久？
当刘大人的轿子碾过洛城的石板路时，这渠水，还能流进百姓的田里吗？
李富贵甩袖而去时，老汉的锄头磕在渠界碑上，迸出的火星惊飞了田埂上的鹌鹑。
我蹲下身扒开草根，看见蝼蛄在湿润的泥土里逃窜—— 这地终于有了水汽。
当晚在县衙，王顺捧来发霉的《荒政摘要》，我用朱砂笔在“施粥”二字下画了粗线，墨透纸背，正好盖住“逢五停发”的小字。
衙役们连夜拆了城隍庙的供桌当粥锅，火光里，我看见婉娘送的玉佩在腰间晃悠，那并蒂莲纹竟映出粥雾的形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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